程旼的故事
按語：程旼是距今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人物。他來自中原漢族，是秦代平定嶺南之后、南北朝時期最早遷至粵東北地區的客家先賢。他學識淵博，胸懷大志，在南朝劉宋時期雖身居撰史學士之閑職，但面對國家的安危和百姓的疾苦，他毅然上疏宋孝武帝劉駿，建言“對外應以和，對內應以仁”的治國之策。不料，龍顏大怒，擬予嚴處。于是，程旼辭官避禍，率族南遷，從都城建康（今之南京）輾轉兩千余里，風塵仆仆，頂風冒雪，篳露藍縷，來到平遠壩頭定居。此時的程旼，已是一介布衣及“草根”一族，卻以傳播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原文化為己任，開拓創新、崇文重教、公平正義，憑著“以德化人”的重要舉措，影響著粵東廣袤大地，使愚昧粗鄙的民風為之改變，致使千百年來，官民共仰，世代崇敬，乃至南齊朝廷特設程鄉一縣，予以褒揚。但程旼的生平事跡，卻鮮見于國家正史，只散見于省內的通志、州志、縣志及民間傳說。現在，讓我們沿著程旼的人生軌跡，看一看他身前與身后發生的一些事情。
馮華德 編著
一、生于官宦之家
東晉恭帝司馬德文元熙元年（４１９）八月（農歷），程旼誕生于都城建康（今南京市）一個官宦之家，其祖父和父親都先后在東晉和南朝劉宋政權當過官。
程旼的遠祖喬白（又名伯符），在周成王姬誦七年（公元前１１世紀），因呈“三異”：即嘉禾雙穗、井中玉、泰山車，受到成王的贊賞，封食邑于程地（今河南洛陽之東偃師市），因以為姓。
自喬白至五世休父，任周宣王太司馬，生二子：長仲庚，襲父職，開司馬一姓；次仲平，則稱遠祖。據查，梅縣程氏祖屋為安定堂，可知其族姓來自甘肅平涼，后遷洛陽之東偃師，再遷江蘇建康（今之南京）。
從西晉懷帝永嘉元年（３０７）至南朝劉宋年間，由于中原地區連年戰亂，使中原人口大量遷移至江南一帶，先后共約９０余萬人，占當時政府統計戶口的六分之一，還不包括南渡世族的蔭戶和部曲在內。這些南遷大族成了東晉及南朝的統治基礎。
據稱，程旼年幼時體弱多病。稍長，由致仕（退休）在家的祖父親自督導學習儒家的書籍。祖父治學嚴謹，教學有方，一筆一劃，一字一音，要求嚴格，邊教認字，邊加講解，使程旼從小就養成較為扎實的學風。他讀書過目不忘，被人們稱為神童。
程旼１０歲入庠就讀。１１歲時，跟隨眾人來到遠離建康的一個深山密林之中，遇見一虎，眾人驅之不走，見程旼至，虎頓失所在。
程旼十六、七歲時，正式研讀《五經》，尤喜《春秋》。所謂五經：即指詩經、尚書、禮經、易經、春秋，皆為儒家經典書籍。
在數年苦讀《五經》之中，程旼悟出了一些路徑：于《詩》必先知男女贈答之辭；于《書》必先斷其句讀；于《禮》必先除去自身陋習；于《易》，必先知易字有數義，不當虛衍卦名；然后治《春秋》。《禮運篇》中關于“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應為自己的座右銘，從而使他逐步樹立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志向。
程旼剛滿20歲時，已長成了七尺之軀、相貌堂堂的男子。隨著博覽群書，精研典籍，他的知識不斷增長，但同時又感到拘囿于建康一地，畢竟視野不廣，見識太少，萌生了外出游學的念頭。征得祖父和父親的同意后，程旼帶上簡單的行囊，離開建康，向東和向南走去，歷京口（今江蘇鎮江）、訪無錫、探吳縣（今蘇州），游錢塘（今杭州市），抵會稽（今浙江紹興）。
程旼從會稽回來之后，向父親匯報了一路的見聞和身心的感受。其父覺得程旼此次出游，受益匪淺。但總感到程旼的學問似乎還欠缺了一點，于是，令程旼閉門謝客，潛心鉆研《五經》之中的《易》這部典籍。
二、侍讀侍講
隨著學識的不斷增長，程旼習經用世、濟國濟民的思想越來越激烈，迫切希望能早登仕途，施展自己的才華與抱負。
24歲那年，程旼在朝廷策試的所在地延賢堂，參加了朝廷主持的《五經》考試，高中《春秋》典籍的經魁。在當時的吏部尚書、好友謝莊的推薦下，程旼當上了撰史學士。按照劉宋政權的職官制，撰史學士與著作郎、士林學士、直省學士，同為侍讀侍講，級別是從四品，主要職責是為皇帝閱讀五經時釋疑解惑。
侍讀侍講雖然官品不是很高，工作也不是很忙，難于施展一個人濟國濟民的抱負，但程旼感到能在皇帝身邊工作并為其服務，倒也覺得心滿意足了。
宋文帝從元嘉初年起，由于繼承了父皇武帝劉裕的改革措施和各項制度，國力日益強盛。在這種情況下，無論皇室、宗室乃至世族階層，都更加重視文化教育，文學日漸成為南朝社會上層人士的必備素質。
在這樣的政治與文學的氛圍下，作為文人學士的程旼，更加得到宋文帝的重視與使用。宋文帝除了經常向程旼咨詢《春秋》史志的大意、要旨及疑惑之處外，還叫程旼協助史官設立皇家史館、選拔治史官吏，收集前朝各方面的史料，為纂寫東晉史志做好準備。
宋文帝勤勉好學，有一天，他詔程旼至含章殿，詢問何謂“春秋筆法”？熟讀《春秋》典籍的程旼不假思索道：孔子寫《春秋》，為的是匡救時弊。因此，他的政治主張便自然而然地滲透到《春秋》的字里行間，所謂“微言大義”。如當時吳國、楚國的國君，都自稱為王，這是與東周君臣之道相悖的，為正名，孔子在《春秋》中把他們貶稱為子，以示譴責，這就是春秋筆法。
程旼在與宋文帝頻繁接觸的過程中，深知宋文帝聰穎機敏而偏狹多疑，他登基伊始，便設法誅殺了扶他上臺的徐羨之、傅亮、謝晦等老臣，牢牢地把朝政大權掌握于自己手中。對于文人學士，宋文帝只以文學侍臣待之，絕不允許其涉足政治，干預朝政。宋文帝誅殺當朝著名山水詩人謝靈運，便是一個例證。
在謝靈運的身上，程旼看到了文人學士的影子。他常常以謝靈運自警，在宋文帝身邊侍讀侍講的日子，總是小心翼翼，生怕一言不慎，便惹禍上身。
晚年的宋文帝與太子劉邵的關系越來越緊張，甚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宋文帝欲廢太子另立，結果被太子劉邵得知，于是積極謀劃，準備弒父即位。元嘉三十年（453）的一天晚上，宋文帝在睡夢中被太子劉邵的心腹張超之所殺。
劉邵弒父自立不久，宋文帝第三個兒子劉駿起兵反對。劉駿大軍到達建康后，很快攻克朱雀航，隨之攻下東府和臺城，活捉劉邵及將其和四個兒子殺死。劉駿登上皇位，是為宋孝武帝，先改年號為孝建，后改為大明。隨之，劉駿立即將其父最疼愛的兒子劉礫毒死，而且分別鎮壓了其叔父劉義宣和六弟劉誕的叛亂，逼死十弟武昌王劉渾。
在劉宋皇室內亂紛紛之際，程旼的好友謝莊暗中支持幫助劉駿登上皇位有功，升任侍中。南朝時，侍中歸屬門下省，可掌握國家核心機密，擁有參議決策之權，成為當朝輔宰（即宰相）之一。而宋孝武帝劉駿對于謝莊的信任，又遠勝三公和尚書省及中書省的長官。由于有侍中謝莊的庇佑，程旼繼續當他的侍讀侍講，為新皇帝劉駿服務。
宋孝武帝劉駿登基時年僅24歲，血氣方剛，正是振作有為的年紀。可惜，他“寡人有疾”，十分好色，生活驕奢淫欲，揮霍無度。此外，他還隨意改變宋文帝生前制定的有效改革措施和各項規章，橫征暴斂，民怨鼎沸，國力更加衰弱。而且，擅殺大臣與皇室，連他的親弟弟——海陵王劉休茂等也被他殺掉了，弄得朝廷里面人人自危，正人氣短，奸臣揚威。
三、進諫惹禍端
眼看劉宋江山難保，程旼日夜心急如焚，他拋開文人學士不干預朝政的陋習，冒著舍棄身家性命的危險，毅然多次上疏宋孝武帝劉駿，建言治國之策：“對外應以和，對內應以仁。”和，即指與北朝之北魏以和為貴，和睦相處，偃旗罷戰，讓百姓得以喘息；仁，即對內要實行仁政，主張“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之仁政耳。”另，在對待皇室、宗室、臣子的問題上，也應采取“親親為大，相互親愛”，不要動輒刀光劍影，殺戳不止。程旼的上疏，激怒了暴虐無道的宋孝武帝，他一怒之下，非要殺了程旼全家不可。此事讓侍中謝莊得知，多次勸解宋孝武帝請息雷霆之怒，程旼本是一番好意，為了宋國江山，只是方法不對，就讓他辭官去吧，放他一條生路。宋孝武帝準奏。
程旼辭官在家，整日里愁思不斷，乃至夜不能寐。其夫人夏氏及三個兒子輪番勸解，仍無濟于事。對于辭官一事，程旼一則以懼，一則以喜。懼者，此事是否就此了結？有無后患？他深知當今皇上驕奢淫逸，驕橫跋扈，操縱國家權柄，手握生死大權，把天下當作自己一家之天下，不顧千百萬民眾的疾苦，隨意剝奪，任意殺戮，弄得國將不國，民不聊生，真乃天下之獨夫。程旼生怕偏狹多疑的宋孝武帝一時變卦，又將大禍加在自己身上。喜者，遠離廟堂這塊是非之地，辭去官職，一身輕松，不再過伴君如伴虎的日子，不再擔驚受怕、提心吊膽，也不用看上司的眼色行事，不再聽官場之間撥弄是非的聲音，不再想同僚之間的互相傾軋。
此時，程旼還想起東晉時期“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先生。陶淵明去世時，程旼只不過七、八歲的小兒，但常聽祖父講起陶先生之事，從小就十分仰慕陶先生之為人。此時，他已動了學陶淵明退隱山林之心。
南朝劉宋大明八年（464）夏季，程旼在建康家中彷徨、煎熬之際，聽到了宋孝武帝劉駿撒手西歸的消息，16歲的太子劉子業繼承帝位，是為前廢帝。
劉子業做皇帝不到一年，便搞得天怒人怨，眾叛親離，被部下殺死。劉子業的叔叔、宋孝武帝之弟、湘東王劉彧即位稱帝，是為宋明帝。宋明帝劉彧即位不久，其侄兒江州刺史、晉安王劉子勛起兵反對，一時烽煙四起，應者云集。
四、謀求繁衍發展之地
面對南北兩朝的長期對峙，劉宋政權的內亂不息及自己在官場上的突然失意，程旼越來越想離開建康，離開江南，避開塵世的喧囂，避開官場的紛擾，尋覓一處陶淵明先生所描繪的桃花之源，作為自己和子孫后代安身立命、繁衍發展的基地。但遷向何方？搬至何處，程旼反復地思考和斟酌：
首先，程旼否定了北遷中原的打算。自從南朝劉宋元嘉十六年（439），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統一了北方，終于形成南北對峙的大格局，并因此而引發了連年的相互攻伐，民不聊生。南朝宋國劉彧泰始三年（467）正月，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南朝劉宋開始失掉淮北四州及豫西、淮西等地。接著東徐州、兗州又降北魏。北魏攻陷東陽，南朝劉宋又失掉青州、冀州等地。此時，長江以北的中原地區正是硝煙遍地、烽火連天的戰場。看來，此種情況必將長期持續下去，北遷中原，無異于飛蛾撲火，乃至粉身碎骨。
其次，遷往西南也不可行。西南地區，如云、貴、川等地，均為少數民族聚居之地，由于歷史上中央政權處理失當，致使漢人與當地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層出不窮，難于化解。而且，這些地方開發較遲，經濟相當落后。如遷至該地，則難于生存。
再次，遷往建康東部諸郡更不可取。除了東部諸郡瀕臨茫茫大海之外，更重要的是從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起，東方諸郡連年大旱，米貴如油，百姓餓死甚眾。接著，南朝劉宋前廢帝劉子業景和元年（465）8月，尚書柳元景謀立江夏王劉義恭事泄被殺。9月，前廢帝劉子業殺新安王劉子鸞，又私開鑄錢，錢貨混亂，斗米萬錢，致使商賈不行，民生凋敝。11月，晉安王劉子勛起兵反于江州，諸郡又多響應。當月游擊將軍阮佃夫等又殺前廢帝劉子業，立劉彧為帝，開始了統治集團新一輪的骨肉相殘，及臣下弒君選帝的混亂局面。南朝宋明帝劉彧泰始二年（466）5月，劉子勛稱帝于江州，徐州、吳郡等太守紛紛響應，致使四方貢賦盡歸江州。8月，宋明帝克江州殺劉子勛。10月，劉彧殺兄弟、陸安王劉子綏等１３人，并將宋孝武帝之子全部殺死。這種復雜多變的皇室內部骨肉相殘、君臣互忌，必然引發株連事件。這些，都是程旼不愿看到及難于適應的事情。
長江以北、以西及以東均不可行，程旼把視線盯在了長江以南，特別是嶺南東部地區。粵省地處南疆，北負五嶺，南臨大海，史稱嶺南。此時的嶺南，遠離中原和江南，是皇權鞭長莫及、暫無戰亂之地。特別是嶺南的東北部，又與閩、贛接壤，且離粵之番禺（今廣州）、贛之豫章（今南昌）、閩之治城（今福州）相距甚遠，程旼心想這一地區有可能是世外桃源、避亂勝地。
程旼還從查閱的許多史料中得知：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統一了全國主要地區，而嶺南并未歸順。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發兵50萬，分成5軍，由任囂、趙佗統率一軍，約10萬人，進入嶺南之粵省，任囂為南海尉，手握政治、軍事等專制一方的大權，趙佗為南海郡龍川縣令。為了長期戍守嶺南，趙佗還上疏秦始皇，要求派3萬名中原女子到嶺南為駐守將士“縫補衣服”。最后，秦始皇派了1.5萬中原女子去了嶺南。這些女子自然成了嶺南將士的配偶。秦末，天下大亂，趙倫秉承任囂遺愿于公元前２０３年宣布成立南越國，并自立為南越王。南越國之疆域，基本上與秦在嶺南所設的桂林、象郡、南海三郡的轄區相當。越佗為了和睦百越，促進民族的融合，大力提倡漢越通婚。程旼感到，從秦王朝發兵平定嶺南至今也有七百年左右的時間，粵東北地區也許留下了不少漢越通婚的后裔，自己的家庭去到那里，也許不會感到孤單與寂寞。
于是，程旼把家族南遷到嶺南之東北地區的理由與設想，反復與家屬和族人商量，最后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便決定水陸兼程，由贛入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