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商界的商幫分為廣府、客家、潮汕三系。客家商幫注重人文，潮汕商幫更注重商道，廣府商幫更注重實業。客家商幫以開拓性、儒商性、包容性、務實性和誠信性的文化風格在商海競爭中取勝，必將與廣府商幫、潮汕商幫并立于中國商業文化版圖。以往，在中國北方做生意，聽說你是廣東人就會被人高看一分，但在廣東本省則有感覺、感情的細分——一聽你是廣府（順德和佛山和廣州等白話地帶）人就會先敬佩三分，廣州地產界的黃文仔連王石也自嘆不如，順德的楊國強和他的碧桂園誰不佩服，還有李兆基、郭炳湘等富豪更是令同行難望其背。順德美的、格蘭仕和華帝等電器品牌占據中國家電行業十大品牌的半壁江山。
聽說你是潮汕的就會聯想到是一個聰明、有拼勁、積極向上的商人。海外的不說，單說廣州深圳的就有合生的朱孟依、僑鑫的周澤榮、星河的黃楚龍、鴻榮源的賴海民、茂業的黃茂如等等莫不是如此。
如果聽說你是客家的，就會覺得你比較淳樸有內涵。看看在海內外成長的客家商幫，其中不乏各行業的領袖級人物，“領帶大王”曾憲梓、“國貨大王”余國春、“萬金油大王”胡文虎、“東南亞鋼鐵大王”何僑生、“化工大王”田家炳、“毛衫大王”吳惠權等等……
自改革開放后，客家商幫開始在國內風生水起，成為中國商幫中最為低調的一股積極向上的力量。特別是在廣東，客家商幫更是潛行于中國經濟大潮中的一股堅強生力軍。
今天，我就來論論客家商人，并祭出這篇文章為儒雅的客家商幫點贊！
中國各地域人文交叉的終極版圖，明朝皇帝朱元璋為了防止地方獨立，將方言集中的地方特意分開與不同的方言區組成新的省份。客家人集中的中國東南部被劃分為廣東東北部（梅州及周邊）、福建西部和江西南部，并分而治之。以省籍貫為特點的地方歧視本身不科學，也不道德。客家商幫發源于中國東南部，形成于明清，許多沒法讀書或讀書未仕者去南洋謀生開拓家業，積極成長為拓商，活躍于南洋。要論“客家商幫”，一是指從商的全世界的客家人，二是廣東東北部、福建西南部、江西南部的“客商”群體的統稱。任性的文化情懷15年前，我在廣州搞了一次經濟沙龍，頤和集團的何建梁（現為廣東陜西商會會長）、保利的宋廣菊（現為保利地產集團董事長）和南國花園的卓定華等10多個大老板過來捧場，其中有一個客家老板，他一發言就偏離主題，大談儒家思想，提出要讓孩子讀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最終目的是回報社會。在他眼里，讀書才是正道。這個發言讓我印象很深，也從此開始關注“客商”！
后來我特別留意過關于客家商人的一篇述評，大意是說，客家商幫雖然做生意賺錢，但他們骨子里崇尚的是人文情懷。他們內心覺得做生意是不得已的謀生手段，因為客家人的處世之道是典型的漢人傳統價值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李光耀的祖父給李光耀的定位不是做老板，而是讀書，叫他學習西式教育，而他的父親叫他學習中式教育。
根據《李光耀回憶錄》和英國作家亞歷克斯所寫的《李光耀傳》，我們可以大致領略了客家人奮斗的心路歷程——李光耀自己努力學習了馬來語、英語、日語，在1954年成立行動黨后學習中文，目的就是融入當地社會各個圈子，積累龐大人脈，為后來成為世界級領袖奠定了基礎。他是客家人，可他演講時要么說英語，要么說閩南話，為的就是贏得福建人占主導的當地華人社會的支持。
正是由于“客商”骨子里的人文情節，使得客商多為創業型商人，而較少形成專業的，多代傳承的商人家族，一開始做生意是迫不得已，成功以后，有的回國回鄉捐官，有較強的政治色彩；有的則留在當地做統領或豪紳，其子女多半去讀書或當頭領，很少有繼續從商的。高尚的國家情懷我深入研究發現，這些客家巨商的國家情懷都很濃。曾憲梓反對“港獨”是出了名的，一遇背離祖國的言行，他第一個站出來反對和駁斥。我20年前在廣州就發現不少醫院有他捐獻的醫學大樓，在他沒有太多錢的時候就拿出了一大筆錢捐獻給祖國的醫學事業。
還有一個是發生在抗日期間的真實故事。當年抗日時，美國向中國援助了一批汽車，可是中國缺司機，南洋的客商們便自發籌錢培訓了一大幫司機，我看了抗戰歷史，應該是三千南洋華人司機歸國抗日！
客觀地說，客家商幫也許不是實力最雄厚的，但一定是最愛國的。
抗日戰爭中，與日本侵略者拼得最兇的就是廣東客家籍戰士，全國陣亡將領少將以上（含追授）200多位，而廣東22位陣亡將領中客家占14位。淞滬會戰“一寸山河一寸血”，謝晉元將軍率孤軍留守上海，以一當百與數倍自己的日軍血戰閘北四行倉庫，展現出了中國軍人的不屈精神。儒商情懷超越十大商幫有一位學者分析到——客家人相信“讀書錢，代代錢；生意錢，日日錢”，“客商”從商本身就帶著強烈的矛盾心理，既有著儒家的正統觀念——“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自古商儒不雙兼”，但同時又必須面對現實。
這一點又不同于徽商的“易儒而商”或“易商而儒”，“徽商”主張“儒”、“商”兩行，所謂“無徽不商”。出身于“徽商”重門又為大儒的汪道昆說：“余唯鄉俗不儒則賈，卑議率左賈而右儒，與其為賈儒，寧為儒賈”。
有人文專家觀察過，“客商”成功后，大多從政，或投資文化產業，以圓其從文致仕之夢。而且“客商”帶回家的錢大多用于公益文化事業。而這正是儒家的一種體現。可以說“客商”大多都有一種儒家的濟世情懷，是典型的“儒商”。
孔子思想體系之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義、禮、智、信，這是孔子對社會政治、倫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標準，對后世，特別是商人影響亦甚深遠。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客家商幫理念與儒家如出一轍。“在商言利”，而“客商”卻是“言商向儒”。因為客家人從商多是不得已而為之，客家先民是中原貴族后裔，讀書致仕，光宗耀祖，衣錦還鄉，是他們治家立業的理想。
這一點又與“晉商”恰恰相反。“晉商”傳統是“學而優則賈”，“晉商”也重視讀書，但讀書的目的卻是為了更好地做生意，所以“晉商”家傳的諺語是“生子可做商，不羨七品空堂皇；好好寫字打算盤，將來住個茶票莊。
獨特的義利情懷以創造"金利來"系列名牌著名的客家大商人曾憲梓有一套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商業經營管理理論系統。概括起來有如下六點：
1．“獨立人格”的立世之本；2."志當存高遠"的人生視界；3."創名牌"的商業戰略；4."以人為本"的人才管理機制;5"正合奇勝"的經營方式; 6."見利思義"的人生坐標。客家商幫的“義利觀”很奇特。對“名分”出奇地重視，“崇名”是他們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務實”則是他們行為的客觀表現，這是由于生存艱難使他們養成了這樣的行事風格。▲豐順商人許應裘，給家鄉捐獻了幾千萬修公路，建大橋、堅真科學館，而自己還是喝粥吃咸菜。由此可見“崇名”是客商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客商”們留下的深宅大院中，到處壁刻有儒家經典和處世禮義對聯。名不正則言不順，“崇名”既包括“正名”，也包括“名分”。“正名”之道，是儒家處世的重要內容，這就使“客商”在經營中盡量使其行為往儒家的理念上靠，盡量避免在世人眼中滑入“奸商”之列，最常見的表現就是在經營中堅持“公平交易，童叟無欺”、“和氣生財”、“人氣旺，財氣興，并積極參與各種社會和地方的事務管理、捐資興建公益事業，有一定積蓄就積極謀取各種榮譽和名號，以證明自己雖“從商”但仍屬“正道”。“崇名”意識使“客商”們非常注意“利”和“義”的關系，他們多追求“義”“利”并舉，反對見“利”忘“義”。另外，客家民系的家族對“名”特別重視，這就使“客商”的行為受到文化和家族勢力的雙重制約。
獨家觀點：“客商”為什么未入中國十大“商幫”之列？有人解釋為，客家人集聚地被行政化開，也因此歷史上較少出富可敵國的超級富豪。他們抑或是白手起家創業，努力勤儉，沒有冒險的資本，只能靠精打細算，從小做大，這種經歷使他們成功以后仍保持這種處世風格。成功來之不易，講求花一分錢要有一分錢的效用，缺乏大的氣魄；抑或是遵循傳統的中庸之道不愿拋頭露面，以至于客家商幫一直被社會輿論低估，而未入中國十大商幫！百萬客商堪稱廣東商界老大幫潮汕人在深圳超過400萬，潮汕商幫特點是團結、大富豪多、勢力極大、財大氣粗，捐款動輒千萬上億的人不少。但近幾年似乎有些波折，有如國美的黃光裕、金光華的李亞鶴、佳兆業的郭英成等等。如今的深圳，早已成為全世界客家精英的重要聚居地。根據統計，在深圳定居經商的客家人有500萬人以上。在深圳的經濟社會文化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為深圳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客家商幫的特點是內斂、低調、儒雅。深圳有不少客家大老板，可他們總是不愿顯山露水，例如做地產的楊榮義、做教育的繆壽良、五葉神的溫純青、平安的林立等等，這些隱形富豪都非常低調。我們堅信，以客家商幫開拓性、儒商性、包容性、務實性和誠信性的文化風格，并以此在商海競爭中取勝，客家商幫必將與廣府商幫、潮汕商幫并立于中國商業文化版圖。
